执行义务人财产转移、隐匿时间对拒执罪构罪影响浅析｜MHP君悦评论

一、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基本规定

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（以下简称“拒执罪”）规定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一十三条：

“对人民法院的判决、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罚金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”

其中，依据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<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>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》，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“人民法院的判决、裁定”，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、裁定。

基于上述规定，一般情况下，对于拒执罪所称“有执行能力而拒不执行”行为的判断时间，无疑应自法院判决、裁定生效后起算。

拒执罪所侵害的法益，是生效判决、裁定背后的司法权威性，无论生效裁判最终是否进入执行程序，均不影响执行义务人知晓并履行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义务。因此，不论是判决生效后、强制执行立案前的自然履行阶段，还是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立案后的执行阶段，执行义务人存在诸如转移财产等“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”行为，情节严重的，应以拒执罪追究刑事责任。

然而实践中，执行义务人隐藏、转移、故意毁损财产等行为，未必均发生于法院判决、裁定生效之后。则此时，除依据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五十四条、一百五十七条提起合同无效之诉，或依据《民法典》第五百三十八条、五百三十九条提起债权人撤销之诉外，是否仍可适用拒执罪追究执行义务人责任，具一定讨论价值。

二、上诉期间转移、隐匿财产，是否可构成拒执罪？

参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典型案例，在王某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一案中，2014年7月某公司与王某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诉至法院。同年9月，法院判决王某支付公司租金等损失400万元。王某不服，提起上诉，后被维持原判。

因王某一直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，原告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法院执行立案后，王某名下查无可执行财产。

后经调查得知，王某曾于一审上诉期间将其名下的公司股权转让给李某，李某购买该股权的款项均来自王某控制下的账户。后李某将上述股权转让给上海某公司，转让款900余万元均转入王某控制下的账户。前述款项均被王某用于其他用途，导致在执行阶段无财产可供执行。最终，法院以王某构成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，依法判处有期徒刑。

该案中，法院认为，虽执行义务人王某转移、隐匿财产情节发生于确定的判决生效之前，但王某在明知自己可能承担不利后果的情况下，于上诉期间故意转移财产，并在判决生效后继续隐匿其可以控制的财产，未如实反馈其财产真实情况，故足以构成“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”情节，应予认定构成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。

三、诉讼前转移、隐匿财产，是否可构成拒执罪？

在最高人民法院第1396号指导案例中，被告人杨某、颜某夫妻二人于2015年1月邀请郑某为其拆除养殖用房，期间郑某摔伤入院治疗。2015年2月，因见郑某伤势严重需大额医药费，为避免自己房产在之后的民事诉讼中被法院拍卖执行，杨某、颜某遂找到朋友姜某帮忙。姜某在自己和杨某夫妻真实债务仅为30余万元的情况下，虚构300万元债务于2015年2月办理了抵押登记，姜某为杨某所有的涉案房产的抵押权人，债权数额为300万元。

2015年4月郑某死亡，家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法院于同年10月作出民事判决，判决杨某、颜某赔偿郑某家属各项损失共计30余万元。判决生效后，杨某、颜某未按判决履行赔偿义务，郑某家属遂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法院于11月立案受理。执行过程中，杨某、颜某及姜某均确认300万元债权真实，故杨某、颜某名下房产已抵押他人，导致涉案民事生效判决无法执行到位。

后经调查，法院以被告人杨某等人伪造证据涉嫌刑事犯罪，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。后经法院审理认定，被告人杨某、颜某、姜某互相串通，以虚构债务、抵押可供执行财产的方式妨害执行，致使判决、裁定无法执行，应构成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，且属共同犯罪。

在该案中，法院最终系认为，虽然从时间上看，构成拒执罪的行为应当从裁判生效后开始计算，但是转移、隐匿财产等行为即使发生在进入民事诉讼程序之前，只要转移、隐匿财产等行为状态，持续至民事裁判生效后，情节严重的，依然可以构成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。

具体到案例，杨某、颜某的房产虽然从形式上看，在诉讼发生前即已抵押至姜某名下，但该抵押行为实质是掩盖杨某、颜某有执行能力事实而构造的假象。在强制执行过程中，杨某、颜某、姜某仍一口咬定房产抵押行为真实，故应当认为，被告人隐匿财产的行为一直到执行阶段仍持续存在，符合对人民法院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构罪要件。

四、小结

在实践中，部分人对拒执罪的构罪存在机械性理解，即执行义务的转移、隐匿财产的犯罪行为，应自判决、裁定生效之日起算。

然，依据上述案例及分析，举重以明轻，如执行义务人在上诉阶段，甚至诉讼发生之前的转移、隐匿财产行为，都可能构成拒执罪，则其转移、隐匿财产行为并不必然要求发生于判决、裁定生效之日后，更不要求发生于收到执行通知之后。

当然，同样分析上述案例可见，如执行义务人转移、隐匿财产行为发生于判决、裁定生效之前的，其拒执罪的构罪应具备一定条件。

首先，执行义务人转移、隐匿财产行为存在恶意及违法性。

除直接的恶意转移、隐匿、毁损财产外，还可包括《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解释》所称的“无偿转让财产、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”，《最高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所称的“以暴力、威胁、贿买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、贿买、胁迫他人作伪证，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情况“，“与他人串通，通过虚假诉讼、虚假仲裁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”等。

如果执行义务人虽故意不偿还本案债务，但其提前转移的财产是用以偿付其他真实债务，一般情况下并无法以拒执罪追究法律责任。

其次，执行义务人的上述违法行为状态，需持续至民事裁判生效之后，即执行义务人虚构的“无可供执行财产”的假象应具有延续性。如果执行义务人的违法行为及其持续状态，在生效裁判出具前已终止的，亦不宜以拒执罪认定刑责。

综上所述，执行义务人如存在状态持续的违法转移、隐匿财产行为，不论其时间截点为何，均存在以拒执罪追究刑责的可能性。

而依据《最高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六条之规定，“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的被告人在一审宣告判决前，履行全部或部分执行义务的，可以酌情从宽处罚”。

鉴此，对该等存有明显恶意的执行义务人，以拒执罪迫使其履行债务，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途径。